美國考慮擴大之前頒布的入境禁令，再禁止多36個國家的公民入境。涉及國家包括尼日利亞、埃及、喀麥隆、塞內加爾、柬埔寨及不丹等非洲及亞洲國家。如果這些國家在60日內未能達到相關標準和要求，美會實施入境限制。白宮宣稱此舉旨在“抵御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威脅”，列舉了簽證逾期滯留率、信息共享缺失等理由。然而細究其邏輯鏈條與實施框架，這一政策實更象是一場反移民秀。

科羅拉多州襲擊事件是此次禁令的“緊急動因”，政府聲稱該事件證明“未經審查的外國人構成極端危險”。奇怪的是，科州事件的襲擊者來自埃及，可埃及未被列入禁令名單。這種選擇性暴露了該政策的核心矛盾：若安全是唯一目標，為何與美國政府關系密切的國家（比如埃及）得以豁免？

更關鍵的是，禁令所針對的威脅本身站不住腳。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（CSIS）數據顯示，本土極右翼恐怖主義才是當前社會上最致命的威脅，其襲擊頻率與致死率遠超伊斯蘭極端主義。聯邦調查局與國土安全部多次警告“白人至上”主義團體的危險性，結果被針對的是外國人。被禁國家中僅古巴、伊朗、敘利亞被美國列為“支持恐襲國家”，其他國家是因何上榜呢？比如，無任何記錄顯示緬甸公民曾在美發動襲擊。

此次禁令并非突發決策，而是精心策劃的政治行動。早在2024年競選期間，特朗普便承諾“恢復并擴大旅行禁令”，并將其塑造為反移民政策的標志。禁令的簽署時間耐人尋味——科州襲擊事件后三天，政府迅速將其作為政治資本，人權組織批評“這是第二次穆斯林禁令，披著官僚外衣，利用公眾悲痛獲取政治掩護”。

為規避司法風險，特朗普政府汲取了2017年“穆斯林禁令”的教訓。新版禁令刻意淡化宗教關聯，強調“簽證逾期率”、“信息共享不足”等技術性理由，并取消失效日期，試圖永久化。最高法院2018年對舊版禁令的認可，成為此次擴張的法律護身符。

但是禁令的“例外條款”暴露了問題——允許參加2026年世界杯或2028年奧運會的運動員入境，卻拒絕普通民眾的家庭團聚；豁免曾為美軍服務的阿富汗翻譯，卻排除其家屬。流亡海外的緬甸民主運動者因禁令喪失庇護機會，一名阿富汗難民控訴：“為了美國的承諾放棄全部人生，如今卻墜入地獄”。

這些事例折射出禁令的殘酷之處——懲罰的恰恰是逃離暴政與戰火的弱勢群體，而非所謂“威脅”。聯合國人權事務負責人圖爾克警告，美國禁令的“廣泛性與全面性違反國際法”。盡管政府試圖以“國家安全”屏蔽司法審查，法律挑戰仍在醞釀。移民權利組織指出，擴大禁令范圍缺乏行政記錄證明其必要性?；砻鈼l款的任意性也可能違反《移民與國籍法》中的反歧視原則。

新版旅行禁令與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一脈相承，以安全為名、以法律為盾、以政治為核，撕裂的社會上來自不同國家人士的互信。筑墻易，寬容難——后者或許才是真正的“美國復興”之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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